先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及之后的情况。
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是1925年旅欧时，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，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，避风头，冷静下来。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，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。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，且箱内有些东西“不宜小曼看”。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，徐志摩一再说：“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。”“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。”那么，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，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。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家，并搬到上海去住，仍然没有拿去。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：“我去日本时，他也不要，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，才物归原主。”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，但其中“交与之琳”一事，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。卞之琳回信说：“凌叔华致胡适信，说曾把徐‘文字因缘箱’交与我，是她记错了，我从未闻此事，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。”
八宝箱交与卞之琳是不可能的，这不必去问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。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，在她离京之前，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，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！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，他认识徐志摩更晚，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。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，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，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。这个时候，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。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，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？
不是卞之琳，那会是谁呢？凌叔华的信收入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是根据原件排印的，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，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。信中有“徽□”字样，这框肯定是因字，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，才用这个符号代替。之琳的琳字，笔划多，不大可能认错，之字就很难说了。校阅者要辨认此字，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，便这样排印了。我以为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，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，很容易被认作之字。
我说的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－lor，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。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，只有此人。有两个旁证对我的这一猜测是有利的。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：“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，和她娘分住两厢，中间公用一个客厅。……丽琳还是那旧精神……”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，久任京官，家境一定很好，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。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“雪池”。林徽因他们走后，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。凌叔华到武汉去了，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，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。凌叔华离京之前，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，丽琳是最好的人选。她就住在自己家中，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；徐志摩若来京，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；还有丽琳是美国人，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，交予她是最保险的。果然，从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，徐志摩一到北京，就被老金、丽琳从车站接到凌家。
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，这便和我的另一个旁证联系上了。这个旁证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。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，林徽因写信给胡适交待事情的经过。其中有这样一段：“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，曾被她私开过的，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。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，亦大喊：‘我锁的，如何开了，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，如何无锁，怪事——’又‘太奇怪，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’，旁有思成、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。”林徽因对凌叔华不满，说了许多对她不利的内容，我们暂且不去管它，有几处应该是事实：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，而当时在场的有丽琳及林徽因夫妇。
事情很明显，凌叔华信中提到的“之琳”正是“丽琳”之误，卞之琳被扯了进来，是很荒唐的。
不管怎样，徐志摩曾经取回过八宝箱是必定无疑的。那八宝箱后来放在哪儿呢？随身带着？还是寄往某处？反正徐志摩去世后，这箱子到了胡适手中，胡适又将它交给了林徽因。那么，在胡适那里之前呢？
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，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、赵家璧的信中，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，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。如果是事实的话，徐志摩又是何时再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的呢？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：“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，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‘案件’带来与他看，我也听他提过（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，解说甚详，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），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。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，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。”这里的话说得很拗口，但意思还很明白，即沈从文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小说，徐志摩便把八宝箱里的东西带给沈从文看。这是没问题的。“今年夏天”是指1931年夏天，而正是此时，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、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《王当女士》，发表在9月出版的《新月》杂志上。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，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？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：“叔华、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。”凌叔华信开头有：“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。”后面又写道：“现在从信上又提到‘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’。”可以推测，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。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，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，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。这样才会有“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”一句。徐志摩去世后，沈从文记起这件事，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。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，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，胡适又给了林徽因。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，会出些问题，便写信给胡适，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。
这样看来，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，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，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。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，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，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。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，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，一定不会错。而这两册初恋日记，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。据《小曼日记》第一篇可知，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，以前从没写过，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。
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，八宝箱是胡适、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。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，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，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，其中内容有涉及徐、林最初相识的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。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，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，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。
现在，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。其一，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。其二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，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。其三，1931年夏天，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，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。其四，徐志摩死后，箱子到了胡适手中，并由他交给林徽因。
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，尚未出现什么波折，各方之间也无冲突。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，得到一个消息：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，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。于是风波陡起，故事进入了高潮。
下面我们来谈谈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之后发生的事情。
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八宝箱是1931年11月28日星期六晨。胡适为什么把这箱子给林徽因呢，因为志摩刚死不久，林徽因就跟他谈到过“康桥日记”，说徐志摩曾有意将那个时期的日记给她收藏。据林徽因致胡适信中说，徐志摩还对她说过有“雪池时代日记”，被陆小曼烧了。徐志摩初识林徽因，正是在康桥时期，当时徐志摩对林徽因颇为有意，并与张幼仪离婚。“康桥日记”记录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事。林徽因回国后与父亲住在雪池，并开始与梁思成交往。徐志摩回国，也常常到雪池去找林徽因。“雪池日记”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情感。这两份日记都是与林徽因有关的，也就是凌叔华所谓“不宜给小曼看的”。徐志摩从凌家取回八宝箱，可能带到上海家中过。陆小曼读到“雪池日记”十分生气，将之烧掉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这样才有徐志摩又把箱子带到北京，因为放在自己家中并不安全。
林徽因先开口要“康桥日记”，胡适则把整个箱子都给她了，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，编个目录，以便日后出版。林徽因拿着箱子回家后，便一一做了清点：“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（有满的一本，有几行的数本，皆中文，有小曼的两本，一大一小，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），有两本英文日记，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，乃从July31，1921起。次本从Dec2nd（同年）起始，至回国止者，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。此外几包晨副原稿，两包晨副零张杂纸，空本子小相片，两把扇面，零零星星纸片，住址本。”箱内的东西比较杂乱，以至于林徽因觉得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，而是胡适将信件捡出后，胡乱聚成这一箱的。这种怀疑是不对的，凌叔华说过：“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。”又说过：“那个‘八宝箱’中不止是日记，还有不少寄与晨报的文稿。”这与林徽因的记载大体吻合。可见，徐志摩的八宝箱中原本就是这些东西。
林徽因拿到箱子后三四日，从张奚若处得知，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，曾给叶公超看过。于是林徽因有些放心不下，因为她手头的两本英文日记，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，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，只有徐志摩在康桥的后半部分时间，而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，这一时段的日记正好没有。
徐志摩的追悼会上，胡适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，那是很美的散文。这话凌叔华一定听到，并提醒了她。因为她自己手上有许多徐志摩的信，她想再收集一些，自己来编一本出版。第二天，她到林徽因家，让林拿出志摩的信，由她编辑“志摩信札”之类。林徽因当然不会给她，找些理由推脱了。林徽因又很想要她手上的康桥日记，便将八宝箱拿出来给凌叔华看，说胡适本想将这些东西交给孙大雨，自己不赞成，胡适就将这些全给了她，让她编个目录。然后，林徽因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记。
林徽因没有拿出信件在先，又借助胡适，以名正言顺的遗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华要日记，凌叔华当然不乐意给她。或许，凌叔华是想到日记内容与林徽因相关，日记一到她的手里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见到了。凌叔华当时“神色极不高兴”地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（12月9号）到她家去取。
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，林徽因也考虑到凌叔华的心理平衡，让她带走了陆小曼的两册日记。凌叔华也有为徐志摩写传的想法，陆小曼的日记，当然愿意细读，便不客气地拿起。这才有林徽因致胡适信中：“有小曼的两本，一大一小，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。”及“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。”凌叔华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也提到过此事：“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，很是着急，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，牵涉是非不少（骂徽□最多），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。我想到就要来看，果然不差！”凌叔华知道八宝箱落到林徽因处，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，“我就要来看”说明她从林徽因处拿走了小曼日记。
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，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。凌叔华不在，留了一封信。这自然是有意躲着她，不愿将日记交出，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，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，又抄与胡适看。内容大抵是不会错的：“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，后捡自己当年日记，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：两小，一大，小者即在君处箱内，阅完放入的。大的一本（满写的）未阅完，想来在字画箱内（因友人物多，加意保全）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，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，甚少机缘重为整理，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，必可找出来阅。此两日内，人事烦扰，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。”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，当即留下字条，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，所以迫切想读到，望她能体谅。
第二天，也就是12月10日，凌叔华写了那封给胡适的信，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。但胡适明显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说的。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，手上的日记又给人看过，不拿出来怕是说不过去。12月14日星期一，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，恰好林不在家，她也留了个字条。
林徽因得到这本日记，仔细一读，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，中间缺了一段。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，以“计划得很糟”一句终，“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”。林徽因当时一定气极了，但碍于面子，又不好与凌叔华当面理论。她一定在朋友中说了些什么，有人把她的话传到凌叔华那儿，又有人把凌叔华的话传到她这里。两人的矛盾愈来愈深，传言也就愈来愈利害。林徽因最终又去求助于胡适，这便是胡适12月28日致凌叔华信的由来。
胡适说：“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。但我细想，这个办法不很好。”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最后，胡适写道：“请你给我一个回信。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，那就更好了。”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，处处都想到了，不好回绝，且凌叔华也不愿得罪胡适。但她当时并没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，这从胡适后来的日记可以看到。可能就是在这一次，也可能是在更早几天，凌叔华将从林徽因那里拿来的陆小曼日记交给了胡适，因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“小曼的两本，一大一小，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”，说明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记已回到胡适手里，胡适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林徽因。
胡适可能是从凌叔华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说法，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释，于是，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连写了两封长信。
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原委，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。之后，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。当天胡适日记写道：“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，我匆匆读了，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。”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，而不是陆小曼的两本，所以这里的“此中果有文章”，不会像有人说的，是凌叔华所谓“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”，而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。这在各种传言中说得挺厉害，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。
胡适日记中还粘贴的凌叔华的一封信：“适之：外本璧还，包纸及绳仍旧样，望查收。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，彼此不留影子才好。否则怎样对得起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！你说我记忆不好，我也承认，不过不是这一次。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，说出话，行出事，也如平常一样，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。这有备与未备分别大得狠呢。算了，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。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，土是这样迷眼。你不留神，就许害一场病。这样也好，省得依恋北京。即问你们大家好即日”
事情到此，应该告一段落了，然而，胡适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话：“我查此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。我真有点生气了，勉强忍了下去，写信去讨这些脱叶，不知有效否…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。”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给林徽因的日记只有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给胡适时又截去四“叶”，凌叔华的所作所为让胡适也很不满。胡适日记此后则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，凌叔华会交出那四“叶”日记吗？胡适将这半册英文日记也交给林徽因了吗？我们无从知晓，一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，便这样没有结局地结束了。
还需要交待的是，林徽因手中的八宝箱是怎样处理的呢？林徽因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胡适的信中说：“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，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。……据我意见看来，此几本日记，英文原文并不算好，年轻得利害，将来与他‘整传’大有补助处固甚多，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（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），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，也极不便，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。……‘传’不‘传’的，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，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。”这里说的很明白，徐志摩的日记不宜出版，也不必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，现在要做的“只是收储保存”。由谁来保存呢？赵家璧说：“但据陈从周说，后由林徽因保管。”卞之琳说：“我1982年为一卷本《徐志摩选集》写序，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，说过物随人非（她于1955年病逝），确知在‘文化大革命’时期终于消失了，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、砸、抢。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。”虽然是口口相传，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，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，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。至于最后的下落，卞之琳说得很含蓄，但从“物随人非”一词看，大约是说林徽因死后，林的某位家人由于某种原因，将其销毁。
在这场所谓的争夺八宝箱的事件中，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。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对她说过，要将康桥日记给她，与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时写给她的信一起收藏。同时，由于康桥日记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，不愿让这份日记落到别人手中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凌叔华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嘱咐让她保管，并且，她也需要这些资料来做传记。由于林徽因得到胡适的支持，凌叔华节节败退，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。在她极不情愿地做这些事时，想到了陆小曼，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遗稿的合法继承人。她向胡适表示，希望将这些日记交给陆小曼。
凌叔华对陆小曼还是比较关心的，1925年徐志摩出国，她曾到陆小曼那里深谈。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住在上海，她也去看过他们，并给小曼介绍画家为师。在一封约写于1932年的致胡适的信中，她还写道：“你到上海时，我希望你能托一个像王文伯那样聪敏而有决断的人，好好的看看眉。如遇不像样事，打开一切直告她知道。她早不是孩子，又不是笨人，我想不至于辜负这一片好意。最好同时有几个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，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。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，我觉得不是罪恶，乃是习惯与环境。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，方不染污泥，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，包管亦变成泥猪，那些清雅的号，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。”能有这样的同情和理解，凌叔华建议把徐志摩的遗稿交与陆小曼就不是没有可能。
但是，胡适是不会这样做的。这倒不是由于陆小曼日记中有涉及他和张歆海等人的闲话，让他很不高兴。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，胡适就劝徐志摩离开上海，到北京来，并有意让徐志摩与陆小曼离婚，他和徐志摩的许多朋友一样，以为徐的颓废与消沉，完全是陆小曼害的。而此后，陆小曼配合赵家璧，编辑《志摩全集》，准备由良友出版；胡适略使手段，便将别人编好的稿子全部夺来，转交给商务。胡适若是动了恻隐之心，最多也只是会让那两本小曼日记物归原主。
凌叔华在徐志摩生前即见到过小曼日记，后又从林徽因那里取来，再交给胡适。
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小曼日记》的来源，陆小曼却有自己的说法：“其实关于这本日记也有些天意在里边。说也奇怪，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，每次出门，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了走，惟有这一次他匆促间把它忘掉了。”这里说的明白，《小曼日记》是徐志摩丢在上海家中的，并非胡适或北方某位友人转交来的。如果陆小曼的话可信，胡适手中的两本《小曼日记》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如果凌叔华的话可信，陆小曼又有什么理由撒谎呢？这是有关八宝箱中文件来龙去脉的一个疑点。
陆小曼身在上海，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，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。继《爱眉小札》之后，又与赵家璧合作，计划编辑《志摩全集》，她向胡适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记及书信，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。赵家璧回忆说：“十月中，我知道他（胡适）到上海，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，并请陆小曼等作陪。席间，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《志摩全集》初稿编订就绪，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，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，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。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，似乎毫无兴趣。”这次交涉，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，取来书信和日记，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，将《志摩全集》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。十年之后，《全集》仍未出版，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，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。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，她又凑了些杂稿，编辑出版了《志摩日记》。在序中，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：“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，可惜不在我处，别人不肯拿出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。”
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，因为赵家璧文中有记：“……他们二人都还各人写过几本，当时小曼曾告诉我，保留在凌叔华手中。她当时曾去信要求借来编入全集，却连一封信也不复。”赵家璧知道北京发生过几本日记的争夺战，是80年代的事，那么陆小曼至死还不知道，那只八宝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。如果知道，她更会抱怨不已。她与凌叔华原本还有一段交情，而她对林徽因向来只有嫉恨。
为了八宝箱一事，凌叔华与胡适也闹出许多不快，不过她很快便试图和解了。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，在对待有关徐志摩的事上，处处让着胡适，就是她主动讲和的一种姿态。但对于林徽因，她始终耿耿于怀。林徽因占了上风，是胜利者，她是失败者，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是个结。直到晚年，凌叔华在信中谈到八宝箱时，还是抑不住对林徽因表现出不满。
林徽因呢？我们只见到她当时在胡适面前发泄了一通对凌叔华的怒火，事情结束后，未见她旧事重提。1936年，她编辑《大公报文艺丛刊·小说选》时，似乎是摒弃前嫌了，她选了一篇凌叔华的小说——《无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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